（七）国家的定位问题
（蒋继平2009年3月24日）
我几乎是与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所以，对共和国的一些社会变化还是有一些切身感受的。
从我懂事开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在我的印象中，共和国就一直处于一阵接一阵的政治运动之中。这种政治运动搞得人心惶惶，各种社会秩序处于一种可怖的气氛中， 人们的心理和道德观念也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生产率低下，人与人之间也产生了不信任的因素。
从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将近30年时间内，中国的贫穷是人人皆知，举世共睹的事实。这当然有其客观原因，比如说，来自国际上的阻力。但是，在我本人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仍是国家定位的问题，即国家的领导核心没有有效地引导国家朝着一个固定的目标前进，而是在前进的过程中不断地左右摇摆，甚至出现一会儿极左，一会儿极右的状况。这种左右摇摆不定的政策，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速度。
自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家领导层果断地决定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把国家建设的重点从政治运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与此同时，采取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尊重科学，恢复教育等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
从1978年到现在几乎同样的三十年时间，中国的社会进步，尤其是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举世公认的。这些显著的成绩的得来主要靠的是社会的稳定，即没有大的动荡和波折。
从邓小平开始，中国的政权交接是在平稳中进行的，是按计划按步骤地进行的。这种平稳的政权交接开创了中华民族的先例， 对中国以后几十年的快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回顾历史，凡是国富民强的兴盛时期，都是当朝政权能够顺利交接的时期，任何社会动荡引起的改朝换代都只会带来社会的倒退，而受害最深的还是老百姓。
纵观世界，美国能够一极超强，靠的就是两百多年来的社会稳定。
因而，中国要真正走向繁荣富强，始终保持社会稳定是首要前提。
要保持社会稳定，就必须首先考虑国家的定位问题。
我这里说的国家定位，是指国家发展的长远目标。这个目标至少也得有一百年的期限。
“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探索，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只能应用于特殊的社会情况，不能作为一个国家制定方针政策的策略。
那么，现在中国的国家定位是什么呢？根据本人的理解，就是中共十七届全会提出的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 全力发展经济的大政方针。这个国家定位是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也是承上启下的。可是，这个方针是在党代会上提出来的，而中共的党代会每5-6年就要重新开一次， 要是没有国家宪法的保证，这个政策很可能会随时变动。
我的意思是，国家应该用宪法的形式把国家定位建立起来。这种定位应该在可见的几百年内不可变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保证在领导核心经常交接的情况下，国家建设的总目标始终一致。
当然，在前进的道路上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时问题还相当严重。但是，有了一个既定目标，即使狂风暴雨，也不能倒退，还得往前走。
正如现阶段，社会上有贪污腐败现象，有贫富差异问题，有收入不公问题等等。 但是，这不是社会的主体。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出几个贪官是在所难免的。由于人们的才能和志向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出现贫富差异也是正常的事。不过，这种差异必须是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
政府当然要全力根治这种社会弊病。但是决不能因为出了这些问题，就要全盘否定前进的总目标。
所以，在我看来，中国应该尽快地制定一部总宪法，这个总宪法要言简意明，用几百字规定国家的定位问题， 要求世世代代按照这个宪法做下去。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地到达既定目标。走弯路， 摇摆不定，甚至倒退，都是不可取的。
据说地球已经在现在的轨道上生存了45亿年，因而，它不会在短期内就会消亡的。所以，我们有必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感到我们的远见卓识。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