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特殊“待遇”
蒋继平
在两位教授的一再鼓励下，我答应有条件地接受第二次博士资格考试。我的导师为此开始他的第二次为我的前程而无私奔走的行动。他首先要求加州大学董事会为我的博士资格考试提供能帮助我真正知道导师们的问题的设备。
加州大学董事会接到我的导师的请求后，立即要求我能够提供两份我的耳科医生的最新听力检测纪录。其中有一份必须是在最近一个月之内的复查纪录。
我的导师得到这种回复后，立即帮我与我的耳科医生联系， 安排好复查日期。
我按约到那位医生那里去检查听力。他用现代化的仪器设备来测我的听力。
医生出来的报告几乎是一样的，即我的听力已经只剩下正常人听力的20%。从医生的角度上来说，这完全不适合现行的加州大学的博士口试方式。所以，那位医生和我的导师一致建议学校应该为我提供特殊的辅助设备，否则的话，这是一种歧视行为。
加州大学拿到医生的报告后，仍然不能做出决定。这是因为加州大学建校一百年来，一直坚持这个校规，从来没有例外。要打破这个规则，就必须召开校董事会，从新修改校规。
因而，校董事会专门为此事召开了一次董事会，在会上对我的具体情况进行辩论。当时有的董事认为不能修改校规，因为一旦打破这个保持了一百年的校规，那今后其他学生如有特殊情况，也得一一修改校规，这不切实际。
我当时的情况与一般的博士研究生有所不同。我有三个明显的身份。第一，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获得者；第二，是思格马西科学研究学会的会员（Sigma Xi,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Society）； 第三，是伽马，思格马，德尔塔农业荣誉学会会员（Gamma, Sigma, Delta, The Honor Society of Agriculture）。
要成为这两个学会的会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不是一般的科学学会，像我们本专业的美国植物病理学会，只要你申请加入，一般都会获得会员身份的。我也是美国植物病理学会会员， 那一点儿也不稀奇。上面提到的这两个学会，不是你自己申请的，而是需要有人推荐才能被考虑。在思格马西科学学会的多数科学家都是各个科学界比较有名气的人，比如美国前总统高尔，还有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这个学会的科学家来自于不同的学科。
当时在这个大学，这三种身份集于一身的研究生实在不多， 虽然我也不能说我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人。
鉴于这些特殊的情况，加州大学董事会的大多数董事同意为我的博士资格考试特别修改校规，为我提供书面辅助设备，在教授们提出问题时，同步地用电脑打出问题，让我看到他们提出的问题。
另外，他们给我三个月时间来适应这种“特殊待遇”。
我在获得这个消息后，在内心中首先感谢伟大的主，然后感谢我的导师和加大董事会的所有成员。
后来每当想起这些事，我有时会跟太太和孩子们说，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对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假如我的父亲不是一位农民，而是一个某县某市的官员的话，我的这些“成就”早就会闹得满城风雨了。不过，这可能是中国的情况，在美国，我的专业期刊当时也报道了我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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