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到中国出差（下）
蒋继平
我们先到山西考察。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到山西省府太原。
我是南方人，对三晋大地的民风民俗不是很了解。小时候只是从农业学大寨等政治活动中了解到一些有关当地的粗略概况。由于当时对大寨大队的宣传都是非常正面的报道，所以，在我的心目中，我对山西人民的印象是很好的。除了政治方面的一些印象外，我也听说三晋大地的人民喜好尚武的风俗，人民的身体素质和武功不错。
在北京官员和当地经理们的陪同下，我来到了一个县城。在我还没有弄清楚东南西北的方位时，我受到了当地一位“老农”的“欢迎”。他的欢迎方式很特别，他拉着我的手，不由我分说，就给我算起命来。
这位老农虽然身材不大，年纪也不小了，但是从他握住我的手的力量来看，他并非一般的没有经过锻炼的人。 当然，他可能不知道我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他更不知道，我也是一位“算命高手”。我在各种大型国际会议上经常给人看手相算命，而且我给人算的命相当准确。
出于礼貌，我就附和着让他“算了命”。不过，实话实说，一是因为他说的都是山西话，地方口音很重，我听不懂；二是因为我的听力很差，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三是因为我的耳朵是有选择性的，不该听到的东西，总是不让我听到。因而，他说些什么，我一个字都没有听清楚。我只是礼貌地谢谢他，并给了他二十元人民币作为报酬。
山西是青椒和辣椒的繁种基地。是一个比较新的繁种基地。加上青椒和辣椒上的病害本来就比蕃茄少一些，因而，田间的病害不是很严重。主要是几种常见的病毒病，这些病毒病对种子的产量和质量影响不是很大，也不属于种子带菌病害，所以，我检查后心里就比较踏实。
在山西期间，令我最难忘的是一位当地的成名人物，他是当时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代表，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他在山西省玉米研究所工作。他是当地接待我的地方人员之一。在与他接触中，我并没有觉得他在科技方面的特殊知识和才能，倒是领教了他的酒量。据陪同我的北京官员说，那位先进工作者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喝酒，他一次一个人可以喝两斤白酒而不醉。 所以，那位北京官员劝我千万不要和他比酒量。我这个人本来就不喜欢喝酒，当然不会在这方面失去自己做人的原则的。
我当时在心里想，在中国，要成为一个响当当的人物，首先必须能喝酒和善于社交周旋。 不过，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是，这样一位前途无量的人物，也英年早逝了。据说他也是死于肝癌。
在山西顺利完成任务后，我们就从太原乘飞机到兰州的中川机场。在那里过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乘机前往酒泉。在中川机场安检口，我随身携带的包里被检出了几样不能带的东西。 其中有避蚊剂，洗发液，香水之类的从美国带来的日常用品。 这些用品是我每天要用的东西，都被他们“收藏”了。
到了酒泉，酒泉市种子公司总经理为我们一行接风。但是，他一是因为工作很忙，二是因为前一年的经验，自此之后，他派了一位“书记”来陪我们。 这次在整个检查期间，所有的陪同接待都是由这位书记负责，也没有女孩小姐在晚饭后陪同跳舞之类的活动。这对我来说是属于很正常的安排，对我的工作也有利。
在酒泉顺利完成任务后，我们就按计划返回北京。 在兰州中川机场转机时，原定的航班因为机场的调度出了问题。飞机的起飞时间被大大地延迟。在这种情况下，机场本应对因此而误点的乘客提供一些解释和饮料之类的服务。可是，事实上，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这样的服务。因此，受到影响的乘客们当然产生了不满情绪，这就引起了乘客和航空公司的矛盾。
后来，飞机来了，但是，有些乘客不愿意上飞机，一定要航空公司先赔偿损失才肯上飞机。当时，机场上因为此事闹得乱哄哄的。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乘过上百次飞机，从来也没有见过如此的场面。我劝双方冷静理智面对事实。我告许大家飞机误点在每个机场都会发生，关键是机场要提供一些合理的服务，但是顾客也必须理智地对待这种境况，不能把事情搞得更加复杂化，这对大家都没有好处。令我深感意外的是， 当时乘飞机的旅客中，一些看上去很有身份地位的人，特别是有一位军官，也坚持要先获得赔偿才肯上飞机。
我没有提出要赔偿，陪同我的那位北京官员在我的坚持下也没有提出来。不过，到了北京，他仍然觉得我们两个是个大傻瓜。他对我说，那些人都得到了一笔赔偿费。
我很难理解和接受这种现实。每当这种时刻，我的中国友人们给我的回答是统一的：“你不了解中国国情”。
“你不了解中国国情”是我与中国打交道获得的最常见的一种评价，也算是对我真心真意为国着想的一种回报吧。
反过来说，国家理解我的心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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