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继平
2018年9月6日
我人生中第一次受辱是在初中的时候。 那时候的学校教育处于非常不正规的时期。 当时的语文老师， 也是班主任给我起了一个非常侮辱性的别名， 把我称为“小弱痴”。 从这三个字就知道我当时的状态是多么的悲惨。 而且， 这个称为是我们家乡对一种生长不良的猪的叫法。可见这种人生的屈辱是多么的严重。 可是， 面对这样的羞辱， 我没有感到任何的惊奇， 而是觉得自己确实不是一块好料。
我人生中第二次受辱是1988年的年底。 当时我已经获得了硕士学位， 得到了洛克菲勒奖学金， 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系里的一位正教授希望我到他的实验室做博士生， 结果我没有接受他的好意。有一天， 他在我的实验室白大褂的背后贴了一张纸， 上面写了“Slave”这个字， 意思是我是一个奴隶。 我没有注意到这个纸条， 穿着这件白大褂在楼房中走来走去， 整个楼房的人看到我都露出奇怪的眼神和一种说不出味道的笑意。 我从玻璃窗的反光中才知道我的背上有一张白纸。 回到实验室脱下白大褂才发现我被人当成奴隶了。 不过， 看到这样的侮辱， 我也是坦然以对， 没有任何的惊奇。 我知道我当时的行为确实有点像奴隶。 不过， 我的所有努力都是我自愿的， 不是导师要我这样做的。
我人生第一次受宠是在1987年底， 是在我人生第一次当众演讲后受到的意外宠爱。 我当时是硕二的最后一学期， 按照学校规定做一个学术报告。 当我给完报告后， 系里的一位德高望重， 也是本专业世界权威，美国科学院院士， 已经退休了的， 80多岁的名誉教授一步一拐地来到我站着的讲台， 主动伸出他那颤巍巍的手，当着全系师生的面说感谢我给了非常好的报告。我当时一点反应也没有， 呆若木鸡般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
我人生第二次受宠是2001年的某一天。那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开车上班， 当我8点左右在公司的停车场从车里走出来， 刚刚跨出几步， 就见到三个白人在大约15米远处的办公楼前向我挥手致意， 其中的一个用的是标准的德国纳粹礼。 他是先正达公司全球生物工程的总负责人。 然后他们三人快步向我走来， 伸出他们的手与我握手问好， 接着说要与我谈论一些公司的事务。这个人在行政级别上至少比我高出四级。他们三人都是来自欧洲总部。 他们这次来要征求我对公司在北卡研究三角洲的几个生物工程项目的个人看法。 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我在2000年二月份给公司总部写了一个简短的报告， 提出了我对生物工程前景的看法。公司总部对我的报告很重视， 而且采取了我的建议， 把一个六亿美元的在建生物工程实验室关闭了。 因而，我对他们的到来和给我的敬重也没有觉得很惊奇。
我的第三次受宠是五年前的某个早晨，我上班后从办公室拿了一个茶杯去厨房泡茶， 在走廊上碰到公司的第一把手， 他当着在他身边其他两个人的面， 一连给我三个90度的鞠躬。 鞠完躬， 他向我介绍其他两位的身份。 他说在他左边的这位是沃尔玛（ Walmart) 的市场开发部负责人， 右边的是麦当劳（McDonald’s) 的市场开发部负责人， 他们来你的实验室参观考察。 我当时一点儿心理准备也没有，也是呆如木鸡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只是习惯性地按照西方人碰到陌生人时的传统做法打了个礼节性的招呼， 告许他们自己去实验室就行了。 我说完后就去厨房泡茶了。 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 看到我的顶头上司正在带着他们三位参观实验室。我知道公司的最高领导人对我的印象不错。 这是因为我向公司董事会写了一份简短的报告。 这个报告建议公司改变现在的经营模式， 走新的经营途径，建议公司与超市建立直接的生产销售关系， 不要经过中间商。公司采纳了我的建议。 这就是沃尔玛和麦当劳的负责人来公司考察的原因。 因而，我对总裁对我的敬重也不感到很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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