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不利
（蒋继平 ）
1985年12月20日，经过几年来的不断准备和奋争，终于获得了单位公派到美国留学的名额。当天就乘杭州到北京的快车到北京办出国手续。因为是公派出国，所以，一些手续都是由国家负责。我当时属于农业部的名额，所以，办出国手续都是农业部的责任。
在办手续的过程中，我一直住在农业部招待所。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而美国校方的录取通知书上说，学校将在一月初开学，晚到一周以上就算自动放弃第一学期。在等待护照和签证的日子里，那真是度日如年，心里确实烦得很。主要担心两件事，第一，护照和签证办不出来；第二，到达美国已经赶不上第一学期。
农业部负责这一事务的办事员过几天就会通报一下具体进展， 并给我们这些焦急等待的人解释进度缓慢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正处于节假日，因而，办事的时间要比平时长一点。 但是，这位办事员也是一个热心人，他告许我们不用担心，所有的程序都是按原计划进行的。他并且告许我们，护照办好后，还得办签证，签证办好后，就是最后一次出国培训，与此同时，订飞机票。
在这种焦急的心情中等待了大约两个多星期，在一月8日得到了正式的通知，一切都已办好。机票是1月11 日从北京飞往洛杉矶的。接下来的两天是出国培训。由当时的农业部长何康亲自给我们讲课。由于时间上的紧迫性，我当时没有机会与美国的学校联系。
非常不巧的是，我们乘坐的航班由于天气原因，不能按原计划在洛杉矶着落，只能改飞旧金山。这样一来，就给我增加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原来我的导师说好要到洛杉矶国际机场来接我的，但是，现在他根本不能来旧金山接我。而当时还没有手机可以随时联系。
到了旧金山国际机场，下机后发现自己平时在国内学的英语根本不行，真正的美国人说的英语我一点儿也听不通。加上我的耳朵经过乘飞机后，非常疼痛，听力明显下降。因而，在机场用电话和我的导师联系出了很多误会，幸亏有一位在机场帮忙的华人帮了我一个大忙，才使我与导师取得了联系。
经过一系列的手续，我换乘了一个航班，到达离我就读不远的一个机场。那时已经是12日深夜11点左右，离我离开北京已经一天一夜多了。一路上既没有吃好，也没有睡好，因而，精神上很疲倦。下机后，遇见了我的导师和他的太太。他们两位是正宗的美国白人，年纪已经60 多岁。
当时，我昏昏沉沉的，对导师的问候也不知道如何应对。更为糟糕的是，因为精疲力尽，在提取我的沉重的行李箱时，一不小心，身体重心失衡，在慌乱之中，一脚正好踩在师母的脚上，痛得她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我当时连对不起也忘了说。反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如何度过这个尬尴时刻的。不过，我知道，从此以后，导师和师母对我的影响是很差的。
导师把我送到了一家靠着学校很近的旅馆，让我办好入住手续，叫我第二天到学校报到。在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语言不通，又是一个穷光蛋，真是让我忧心重重。明天的路，该这么走，心里一点儿数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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