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诱惑面前失足
蒋继平
在我为公司研发出一个又一个抗性筛选的方法的时候，我的零时工作证和临时居留证都已经到期了。在这种时刻，我心里对祖国的眷恋，又一次自动地来到我的大脑中。还有，在异国他乡工作，尽管才华横溢，成就出众，但是，内心中和事实上都觉得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无奈。这对于像我这样血气方刚，满怀抱负的人来说，有一种受折磨的感觉。
当时正好有一位我在中国水稻所的同事与我保持联系。他当时在华盛顿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作了一会儿博士后，到加拿大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们两人在电话中讨论回国工作的事。
我们一致认为应该回国工作。所以，我们在电话中就同意立即跟国内的单位联系。
后来，我的那位同事说他已经回国联系上了北大的一个教授职位。 而且各方面的待遇不错。他就先回国去了。
我在得到那位同事的消息后，也跟公司提出要回中国去。
谁知道我的口头辞呈一出，就被大老板叫到他的办公室，他向我主动提出，为我一次性提升44%的工资， 并可以与公司的其他高级雇员一起在年终拿红利。 另外，由公司负责为我办理永久性居留证和永久性工作证。在工作上，为我配备必要的助手，这些助手的工资待遇和职称的提升都由我直接决定。
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要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在美国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公司主动地提供我这种机会，而且条件还算不错。不过，实话实说，工资仍然不高。这是因为起始工资很低的原因。
因而，在这样的诱惑面前，我很难做出决定。我再一次与那位已经回国的同事联系。 后来得知他回国后遇到的待遇不如事先说好了的那样。他没有能够把他的家属户口顺利地弄到北京。因而，他没有能够如愿以偿地在北大当教授。后来他回到了原单位，在杭州的中国水稻研究所工作。不知怎么搞的，他在原单位也只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又换了地方。反正他给我的信息是，回国前一些单位的态度和待遇似乎很好，可是一旦回国，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再加上他有两个儿子。这在一胎化的中国，很是一个问题。
在得到这些信息后，我的思想开始动摇。而恰恰就在这时，我的太太怀孕了。
太太怀孕的消息使我喜出望外。因为我一直想要一个女儿，成全我儿女双全的梦想。在这之前，自从太太来到美国后，已经打了两次胎了， 都是为了回国才这样做的。这次太太认为她的年纪已经大了，这次不要的话，以后再怀孕的机会已经很小了。
再说，因为当时在美国加州打胎是非法的，我们去打胎是要担风险的。前两次的打胎是到“黑诊所”做的。为此受到了我的导师的严厉责备。
不过，要是在这个时候回国，那我的太太很可能会被要求做人工流产。这是我们接受不了的事。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我太太坚持不要回国。她的意思是要回国等孩子生下来后再考虑也不迟。
一方面是公司的诚意挽留，另一方面是家庭的实际牵连，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举棋不定。
经过几天的反复考虑后，在实际利益和人生理想的追求两种选择上，我选择了前者。
这是我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向现实主义者转变的一个里程碑。
这也是我在人生的奋斗中在金钱的诱惑和家庭的牵连上的首次失足， 也是到现在为止的唯一一次失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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