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中笋在美国生活的点滴（37）

意外的提职加薪

蒋继平

在1995年的七月份，也就是我到公司任职的三年半时间，我所在的部门换了一个头头。因而，我的顶头上司是一位新来的领导。

这位领导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博士，已经在另外一家蔬菜种子公司工作了十多年。他初来乍到，对本部门的许多事物不是很熟悉。但是，他知道我的工作的成败对这个部门的运作成效是最关键的。因而，他来了没多久就与我进行频繁的沟通。

因为当时我一直在公司内与好友们谈起想回国工作的话题，他当然知道我的这些想法。这也是他比较在意的一个方面。因而，他主动提出为我提职加薪，借此希望我能一心一意地在公司内搞科研。

他给我的条件是，我的职称由原来一级研究员升到二级研究员， 薪金提升16%。假如真的很想念中国的话，每年让我到中国出差一次。

与此同时，他为了更有效的说服我，让我看了一下本部门的几位核心雇员的工资。其中有一位是刚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来的一位博士。他是搞细菌研究的，职称是一级研究员。他的父亲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是加大戴维斯分校的一位知名教授。事实上，我的这位同事可算是名门后代。 可是，当时我的工资比他的要高出30%。而我当时还不是美国公民。我的老板也向我展示了一些其它不同级别雇员的工资， 其中一些拥有学士学位的本科生的工资一般都不到我的一半。当然，有关这点，我自己也知道一些，因为我自己有一位助手是本科生，他的工资几乎是我的一半。不过，我已经对他比较公正了。 因为他的工资几乎与我刚到公司做博士后时差不多。我的工资在三年半的时间内翻了一番还要多一点。

他让我了解这些，主要目的是使我相信公司在对待科研人员的各个方面是很公正的，并没有因为我是外国人而对我有任何歧视。

他的这招很灵。我一次又一次地决定留下来不回国，并不完全看重的是钱，而是美国人的对人才的珍重态度，在提升晋级上的公正性，还有工作环境上的优越性。

我当时所在的研究站已经有近百位雇员，我们都相处得很好（那些一开始对我有意见的也对我改变了看法。 当然，也可能因为我已经有实权可以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的缘故）。因而，我虽然一天到晚很忙碌，但是精神上是很愉快的。

我在前面提到的在诱惑面前的失足，在我本人看来，那一定是神的安排， 而不是我的本意。有句古语叫做“一失足成千古恨”。可是，这句话并不适应我的情况。我因为有这样的失足，才有今天这样的人生。所以，我把我的失足看成是一种运气， 或者说人生的转折点。对我来说，那是“一失足成千古幸”。也有点像张无忌一失足掉进冰窟窿一样， 从而无意中得到求之不得的“九阳真经”。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我的个性和当时中国的国情不相适应。我虽然在搞科研方面是一流的，但是在处理人事关系方面是最不行的，从来不会奉承拍马，也不善于社交活动。在人生过程中，连抽烟学了几次都没有学会。

在当时的中国，一个既不会抽烟又不喜欢喝酒的人（能喝酒但不赞成喝酒），只知道干活不知道社交的人一定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当时国内的企事业单位绝大多数都是国营性质的。单位的领导人都是国家干部，拿的是国家给的工资。单位的经营效率如何，利润的多少，对他们本身的收入没有多少影响。 因而，他们对下属在工作上的才能和成就不是很重视。要是这个公司是他们自己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是中美两国间的一个巨大差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