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继平
2009年11月29 日
坐在电脑前， 怀着犹豫不决的心情， 几次想把自己对这个主题的想法写出来， 但是， 也几次写了又删除，不敢发表出来。 其主要原因是与我受到的教育背景有关。 我是77届大学生， 我们那时受到的教学在同龄人中是有切身体会的， 我们那时是不能对社会现象随便发表看法的。 很难理解的是， 越是想避免这个话题，越是在大脑中挥之不去。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怪象呢？想来想去，只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爱， 就是对中国的内心深处的情感， 是长在体内， 流动于血液中的因素。
人们常常深有体会的说， 爱能使人迷茫，爱能使人执着， 爱能使人勇敢，这种说法很有道理。 我现在的行为就是这种说法的见证。 我花去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写这篇文章， 为的是什么呢？ 我得不到一份钱稿费， 与我的职称评定也毫无关系， 太太说我是神经病， 是吃饱了没事干， 说我多管闲事。 但是， 我仍然执迷不误， 我行我素，为的是仅仅表示一下我对中国的一份割不掉的情感。
可是， 正如上面所说， 爱也是使人迷茫的一个因素， 因而，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也可能会出现一些个人的偏见， 可能会因为水平的问题而表达得不够准确， 所以， 请各位看官看了以后有不同意见尽量提出来进行进一步探讨， 但是千万不要骂人。
言归正传， 怨我直言， 我对中国人文社会历史的研究发现，中国人文社会的最大特性是［权力至上］， 或者说，［官本位］。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进程， 虽然其中有许多朝代的变换， 皇权的更替， 但是， 权力至上这一特性始终没有变。
五千年在宇宙的时空中是很短的一刹间， 可是对于现代文明的人类来说， 却是 相当长的一个过程。 中国人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始终接受的是这种权力至上的封建意识的熏陶， 他们一代又一代地在这种环境条件下求生存， 从而慢慢地养成了屈从于权力的潜意识。因而，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 有权就有一切。 所以， 每当社会出现皇权衰弱，社会动荡的局面就在所难免。 历史的经验和记录已经反复证明这种有规律的变化现象，朝代的变换长的是3到4百年， 短的只有几十年。
中国人对权力的崇拜和恐惧心理在世界上恐怕是最强烈的，可真正称得上中国社会的第一大特色。 这种心理现象不但存在于当权者心中， 而且植根于普通的大众意识中。 这就形成了一个独有的环境， 一个权力替代神的新“神迹”。
这种权力至上的民众心理特性是造成中国社会历代贪官特别多的最主要根源。 实事求是地说， 历代当权者都非常重视对贪官的清萧， 因为他们都知道贪官对社会造成的危害， 要不及时除之， 会影响到政权的稳固。 所以， 在近代历史上， 从明朝的朱元璋， 到清朝的康熙， 雍正，和乾隆皇帝， 无一不大力清除和惩罚各级贪官， 可是， 事实是，他们清除的越多， 产生的就越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因为他们只是从外表着手， 而没有从跟本上采取相应的措施。 这就像割草，地表上的草被割了， 但是根还在那里， 过几天又会长出新的来。
因而， 要从根本上防止杂草的生长， 就要除根， 除种， 清除可以滋生杂草的土壤和外界环境條件。 同样的道理， 要从根本上根治社会上贪污腐败现象， 就要从根本上杜绝产生贪官的环境條件。
这在目前的中国人文社会环境下是很难做到的。为什么呢? 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权力至上理念在潜意识中根深蒂固， 而且现行的国家政策也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改变这种理念。
现在让我们来对一些具体的社会现象作一些分析和研究， 然后来评论我上面的说法是否有道理。
首先， 由于绝大多数人都有对权力崇拜的心理，他们对权力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他们把权力看成是实现个人欲望和利益的最有效途径， 他们甚至把权力妖魔化和神化，他们认为权力就是尊严， 威望和控制力， 他们没有想到权力的责任， 也没有想到要尽到这个责任必须具有的能力和必须付出的努力。 在这一点上， 我们可以从许多被查出来的贪官的自白书中看出来。
其次， 有权的人， 控制着国家资源， 他们有支配权。 所以， 一般的人要想利用这些国家资源， 就必须求助于这些当权者。 有的人没有其他选择， 就采用行贿的方式。 从心理上来讲， 要是有其他方法， 谁愿意出大笔的钱给人， 还要向人家求情？所以， 行贿是这个社会制度下的必然产物。 进一步来说， 要是没有行贿的人， 那会有贪官产生的條件。 因而， 从另一方面来说， 贪官们也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间接受害者， 他们是被人拉下水的。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在美国， 大学中的系主任是一个很随便的职位， 几乎每隔两年就会换一个教授来担当这个职位，而系主任只是为全系师生提供一些服务，没有任何的特权，更没有人会滥用这种权力。 现在在中国， 大学中也几乎成了行政单位，是行政决定学术的成败。 由此可见权力在中国的影响力有多大！
所以， 近年来， 国家公务员考试已经成为一大热门， 也是许多年轻人'施展鸿图'的唯一途径。 可是， 他们中的一些人， 由于对权力的过于迷信， 一旦担任政府的一些要职，在这种社会环境下， 难免会不犯错误。
这种对权力崇拜或者恐惧的大众心理， 造成了中国社会的集体“盲从”特性。 让我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 达尔文是一位英国科学家， 他的“物种起源”首先发表于英国， 后来在世界各国发行。 根据英国的一个学术机构最近的一次全球范围内的调查， 全球相信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人数在中国比例最高，比英国人也要高出许多， 比美国要高出几倍。 在中国相信达尔文进化论的人数几乎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 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连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原文都没有看过，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主要论点也不清楚。 他们之所以相信， 就是因为政府部门也支持这种进化论， "上面说的不会错"， 他们的潛意识中就是这样认为的。
这种对权力崇拜或者恐惧的大众心理， 造成了中国社会另一个“权威意识”特性。 这种权威意识特性在学术界更为明显。 在这种心理下， 学生不敢也不愿意挑战老师， 老师也不希望他们的学生挑战他们的地位。 要不然， 就会给人一种大逆不道的感觉。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生前曾经向温总理提出“中国现在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尖子人才”的问题， 我想这种权威意识起着一个重要的作用。
这种对权力的崇拜和恐惧心理，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奴性， 抹杀了人们对真理的探索和追求的意念。 这种现象在林彪权力到达最高峰时达到历史的最高峰。
三十年前，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政府及时地扭转了这种局面， 后来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等领导人的继续努力下， 这种对权力崇拜和恐惧的心理正在慢慢地得到改善。 可是， 五千年来在中国人心里打下的深深的烙印， 不是几十年就能彻底解决的问题。 所以， 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权力的痴迷， 要有效地防止对权力的滥用， 在现阶段还有相当大的困难， 除非中国共产党内部从上至下主动地进行一次一意识形态和体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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