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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必须走农业的工业化之路




蒋继平

2018年3月5日


根据中国官方新闻, 目前中国正在首都北京召开13届政协和13届人大会议。 政协会议是在3月3日召开的, 人大会议将于3月5日召开。

我非常关心这两个重要会议对中国农业的关注程度。按理说,中国的农民占总人口的一半左右,这个庞大的人群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而, 在我的想象中, 中国的所有重要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应该在“三农”方面。

虽然中国每年的一号文件总是有关三农的话题, 但是, 这样的文件仅是一些框架性的条条框框, 加上一些概念性的华丽言语,看不到具体的操作性。

我心里现在最想不通的是, 中国现行的政策是: 城市的老人由国家养着, 农村的老人由子女们来护养。这样的政策法规给城市和乡村的人们生活造成巨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是政府的政策造成的。 这样的差异会加大社会的阶级分化和矛盾, 可能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事例多不胜数, 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我在深夜难眠的时候,往往思考着如何改变中国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大问题。经过不断的分析对比, 利用专业知识, 结合在世界各国看到的农业运作模式,根据中国近40年来的经济发展趋势, 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真正走农业工业化道路的时候了。

我这里说的农业的工业化之路是指从国家政策层面鼓励和扶持农村和农民组织起来走集约化的工业生产之路, 成立农业生产公司, 或者规模化生产的大型现代化农场,从而使所有个体农户成为农业公司或者大型农场的一个工人。 这样的话,所有受雇的农民已经属于职业工人, 领取劳动报酬, 按规定交社保福利资金, 享受劳保退休福利。

我在先正达担任北美洲自由贸易区蔬菜植物病理抗性鉴定总经理期间, 经常在北美三国的广袤大地上检查工作, 所到之处, 看到的都是农业的工业化生产模式。 这样的工业化农业, 在美国和加拿大最为明显, 其工业化和机械化程度很高, 即使在中等发达的墨西哥, 也是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模式, 清晨, 大型客车把农民载往农场, 中午专业餐车送餐到田间,晚间收工时大客车又把农业工人运送回家。 在大片的土地上, 几乎没有农舍, 但是,在每天操作的区域田块, 到处随机分布着简易可移动卫生间, 为工人们的大小便和洗手等行为提供方便。

我也知道, 中国人口众多, 可耕地非常有限, 要走美国和加拿大的农业工业化之路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不过, 在我看来, 虽然在农场规模上中国无法跟美国和加拿大保持一致, 但是, 在生产和运作方式上还是可以借鉴他们的模式的。中国尤其可以借鉴墨西哥的农业生产模式。

我对中美两国国情有比较具体的了解, 尤其是农业方面的国情更是有亲身经历和感受。因而, 我觉得中国的农业fa展方向应该走中美结合的道路, 就是采用美国一些好的东西, 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 走两者相结合的最佳途径。

首先将以前的人民公社(现在改成乡政府)的计划经济模式改成市场经济模式,将人民公社的运作模式改成公司的运作模式。公社的社长就是公司的 CEO。

将公社属下的生产大队改成专业分公司, 比如说: 养殖专业公司,主粮生产公司, 蔬菜生产公司。 农产品深度加工公司,农产品运输公司,市场经销公司, 等等。将原来的生产队改编为专业化生产基地, 即专业化和规模化农场。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农村基本上已经具备这样的重组条件。

首先一胎化政策已经使农村的人口大幅度减少。

其次,科教兴国, 大办教育事业, 大多数农村青年已经考上大专院校而走进城镇。

再者, 那些没有考上大专院校的农村青年人也以农民工的身份进城打工, 因而, 真正在农村从事农业的人已经非常少。

最后, 经过将近40年的经济发展, 农村的许多地区已经建立了乡镇企业,一部分农民实际上已经是乡镇企业的工人。这最后一条是中国农业走工业化道路的基础和有利条件。

我深信, 中国必须走农业的工业化道路才能使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和乡村在社保福利等方面长期存在的不公平待遇。

中国的发展趋势已经为农业的工业化提供了有利条件,问题要看中国的决策机构是主动积极地引导“三农”快速走上这条康庄大道, 还是消极地等待,采用静观其变, 坐享其成的态度, 事不关我, 高高挂起的姿态。后者的做法名义上可能是为了维稳, 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托辞。







中国农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蒋继平
2013731


目前的中国正在发生着快速的变化, 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结构在不断地调整,城镇化程度在不断地提高, 城市人口在快速增加, 农村人口比例在不断地下降。
这些变化, 加上一胎化人口政策带来的影响, 中国的农村正在出现一种新的现象, 那就是许多村庄剩下的都是一些老弱妇幼病残者, 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很少见, 有的家庭甚至全家迁居城镇, 给人一种人去楼空的凄凉景象。
近几年来, 我经常回国出差, 所到之地几乎都是农村,不管是我的故乡江南鱼米之乡, 还是大西北的黄土高原, 我看到的都是一个景象, 农民都是单家独户地进行分散式经营, 小的只有几亩地, 大的也只有十几亩地。这样的分散性操作, 不利于机械化作业, 也不利于对农作物的统一的病虫害防治, 因而, 生产率比较低 。
我现在的职业是在农业战线, 我任职的美国公司就是农业公司。 这个公司是私人所有, 拥有几十万亩土地, 各种车辆就有千辆以上, 田间操作都是机械化, 灌溉和施肥都是由电脑控制的自动化, 各种产品包装也都是机械化, 是自动化流水作业线, 这样的现代化包装车间有几十个, 遍布美国的东西南北。 这样的农业操作模式虽然生产效率很高, 但是, 绝对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不过, 虽然中国的农业不能照搬美国的模式, 但是, 面对目前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中国的农业有着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这个历史机遇可以改变几千年来的单家独户分散式经营的传统习惯, 走集约化的农业运作模式。
这种集约化运作模式应该走政府正面引导, 农民自动组合的道路。 这种自动组合的规模应该采用便于小型机械化作业和统一的施肥和防治病虫害的原则。 我的观点是将原来的生产队或者现在的村庄组合成一个集约化运作单位。 这样的单位应该由农民自己讨论具体的分工任务和利益分配原则, 政府只能提供见证人和法律上的保护。
由于集约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必然会有剩余劳动力的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剩余劳动力的问题, 是摆在地方政府和农民面前的一个严峻挑战。
解决好这个挑战, 是利用好这个历史机遇的关键。 凭我在美国和墨西哥工作多年的经验, 解决剩余劳动力的措施有几个: 第一, 一部分有知识文化的进城作为城市居民, 这个可以通过考大学来实现。 第二, 创办农产品深度加工企业, 对产品进行清洗和加工包装。 这样的企业可以安排一部分剩余劳动力。 这样的加工企业也可给城市居民提供生活上的方便。这点上可以借鉴日本人的做法。 第三, 建立城乡养老院。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 政府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解决这个社会问题。 而农村由于集约化的生产运作模式, 剩余劳动力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在这个历史机遇和严峻的挑战面前, 政府能够做的是, 正面的引导, 合理的组织规划, 并要能够提供技术上的支撑, 在适当的条件下也要为农民提供经济上的援助。比如说, 给农民贷款支持他们创办私人小型企业。 但是, 政府绝对不能强迫农民放弃土地, 也不能包办代替农民进行土地的自由转换。 对于个体农民来说, 要跟上社会发展的趋势, 审时度势, 在自己家属已经没有独立的能力来耕作现有的土地的时候, 今后的家庭成员也不可能来耕作这个土地的时候,应该主动地与人合作走集约化的农业道路。 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土地的有效利用率和家庭的实际利益。
当然, 最大的挑战是户口和生活保障的问题。 要是没有一个合理的法律来保证农村人的户口问题, 没有一个生活保障的措施, 那么, 农民是绝对不愿意失去他们的土地的。 要不然, 失去土地的农民, 他们凭什么维持他们今后的生活?


中国种业界目前面临的五大主要问题



蒋继平
201210 28

前不久我在[公事出差报告的一个实例] (1)一文中论述了在中国生产种子的五大主要优势。 那是2006年的看法和实情。 现在6年过去了, 6年的时间不算长, 但是, 也不能算短。 六年的时段对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来说, 变化很大。 因而,一些原来属于优势的, 已经不是优势了。 根据我本人这两年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掌握的信息, 运用我本人的专业知识对这些信息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后,我认为中国种业界目前面临五大主要问题 。看到优势, 发现问题, 这是我的一贯作风。 我的目的是希望业界的同行们能够继续保持现存的优势, 努力克服面临的问题,把中国的种业搞好做强。 所以,我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 写这篇博文与有兴趣的人士讨论。

第一,可以用来生产高质量种子的基地越来越少。为外国种子公司繁殖良种的业务是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而发展起来的, 到目前为止, 已经走过了将近30 个年头。 一开始的时候,在中国的广大地区, 由于广大农民分散经营, 加上几乎没有国际交流,在重要的蔬菜品种上, 很少有大面积的重要流行性病害发生,几乎是处女地。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主要的生产繁殖是在海南岛,河南,河北,北京,天津,辽宁, 山西和甘肃一带。 后来,这些地区的常规生产基地已经被一些重要的种子带菌病害污染,因而,严重地威胁到高质量种子的生产。 形象一点来说, 这些基地, 已经由原来的处女地变成了带有性病的妓女地了。这样一来,这些老生产基地已经不适合用来生产。现在的趋势是这些老生产基地的订量越来越少,主要的生产都向西北省份移动, 比较集中在甘肃,宁夏,内蒙古和新疆。

第二, 劳力资源越来越紧缺。由于第一条的趋势, 现在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大西北的几个省份, 而大西北是地大人稀, 本来就缺乏劳动力。 即使在甘肃, 人口基数还是很大的, 可是, 因为一胎化政策, 年轻人的比例越来越低, 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希望进城打工, 所以,能够在田间进行农事操作的年轻人很少。 那些原来从事种子繁殖业务的老农户,经过几年或者更长时间的艰苦努力,已经大大地改善了家庭的经济条件,因而,他们已经失去了继续艰苦劳作的兴趣。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 与我们公司合作的洛阳泰金园艺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宁夏有一个分公司和种子生产基地, 他们在当地几乎找不到合适的雇员, 而必须从河南找这样的雇员。所以,在宁夏生产基地的员工几乎全部是河南人。

第三,生产成本越来越高。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 物价指数也随之飙升, 现在的各种生产资料的价格已经很高。除了雇用的农工的工资外,农药和化肥的成本也很高了。 这必将增加种子繁殖的总体成本。生产成本高, 就会自然而然地影响到竞争力。 因而,原来高质廉价的优势正在慢慢地丢失。由于这一点, 现在一些外国农业大公司正在设法将生产的重点转移到印度和越南等更具竞争力的国家去。

第四,恶性竞争局面难改。为外国公司生产种子, 一般来说,只要经营的好,还是有一定利润的。因而,各种种子公司纷纷登场。 一开始主要的国营的,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部门的, 后来民营的企业也多起来了。 据有关信息,在中国大陆有几千家种子公司。国营企业由于吃的是大锅饭, 经营管理松散,经济效益很差,缺乏竞争力。 一些民营企业虽然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可是, 由于力量单薄, 缺乏雄厚的资金, 也没有高档的技术支撑, 几乎是单打独斗式的奋斗。 由于这种形式的种子公司数量很大, 造成了相互间的恶性竞争。 在这点上, 曾经担任亚洲种子联合会会长的中种集团蔬菜部总经理张孟玉先生有一个生动的比如。他把中国的种子公司比作麻雀, 外国的种子公司是老鹰。 这种恶性竞争的现象在中国种业界一直存在,现在仍然如此。

第五, 专业管理水平低下。 在与一些业界的同仁们共事和交流的过程中, 我发现许多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不足。他们没有应用国外最新科技产品的经验和知识,也缺乏追踪世界科技发展趋势的兴趣和热情。

有些问题是新形势下产生的, 有些是一直存在的, 如何克服这些问题, 希望读者们见仁见智。
 (1)http://bbs.sciencenet.cn/blog-203132-601981.html